拒绝没有文化的“文化产业” [复制链接]

拒绝没有文化的“文化产业”

     陶东风在《新京报》刊文说，刚刚结束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发展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为推动科学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说到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很容易联想到时下文化产业业内人士中一个时髦的说法：文化的经济化、经济的文化化，即把文化做成商品推销出去，或者在物质商品的外表做一些审美化、艺术化的装饰。但，如果文化和经济的互动就是如此而已，其结果很可能是产生没有文化的“文化产业”，亦即可以赚钱但却有悖于人类先进文明的、打着“文化”旗号的文化垃圾。比如，时下很多文化产品就是此类文化垃圾：高投入、大场面、高票房，但故事荒谬，价值混乱，嗜血成性，宣扬赤裸裸的暴力、色情、权谋。

    何谓“文化”？文化的核心问题是价值观问题，是对何谓“好生活”的理解。一个时代的公共文化，则是一个时代的公众对“好生活”的共同认识。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的经济理性，无法回答什么是好生活的问题，或者说，它对好生活的理解，只是停留在物质计量层次，无法进入实质理性、价值理性层次。从这个层次理解和判断一个社会发展模式，无法对这种模式的好坏作出实质性的价值判断。比如，一种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漠视正义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它的效率不是很高吗？它的速度不是很快吗？为什么保护环境、资源和正义那么重要呢？经济学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只有当你对这个世界的持久存在和后代的福祉抱有深切关怀，当你觉得在身体享乐之上还有更高的好生活的标准，你才会警惕和批判断子绝孙的发展模式。
    可见，发展模式之争的实质是文化之争，价值观念之争，不同的生活理念之争。

核心价值观很关键

凤凰博报刊登杨恒均的博文说，六中全会强调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这是一则特大喜讯。我是一直在批评中国缺乏核心价值观的人，我的博文几乎都是围绕“核心价值观”在转。中国经济发展了，富人手里有钱了，“天宫一号”上天了，军队远征了，国家崛起了……总之，外国人有的，我们几乎都有了，即便不能一模一样，也山寨得有模有样，可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我们和人家还是不同，我们还和人家有相当一段差距，别说我们的拆迁，干部的贪污腐败，就拿广东佛山对小悦悦见死不救的悲惨故事来说，谁敢说我们已经现代化了，我们有脸和世界上文明的民族平起平坐？
    我们不缺胳膊，也不少眼睛，我们聪明勤劳还特别会搞阴谋诡计，地球上有路的地方就有日本人的丰田车，地球上没有路的地方都有我们中国的移民与偷渡客……可我们还是和人家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简单地说就是我们缺乏一个核心价值观，没有一个上下都认同、全民都拥戴的核心价值观。
    现在，我们国家终于也认识到，要重建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作为我党和政府管理社会与人民的法宝。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留言都在反问我：唉呀，对啊，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你都不知道，我们咋知道？也有极少数给出了答案：是不是林肯的民治、民享、民有？是不是自由、平等、公正、公平？
    这些答案显然都不正确，这些几乎都是“普世价值”，是一些人讨厌并且批判的，并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于是更多的网友提出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五讲四美三热爱？八荣八耻？毛泽东思想？列宁主义？毛主席语录？科学发展？三个代表？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这些都是指导我们思想，或者统治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与行为准则，如果说是核心价值观，显然牵强附会了。更值得商榷的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不应该是某一代或者某几位领导人提出的一些观点与看法，甚至不能是他们的治国理念，领导人总是要换来换去的，你换了，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怎么办？也得跟着换？总不能过几年就开一次会：各位，大家都来换核心价值观吧，不换核心价值观就让你换位置，反对新的核心价值观就让你换脑袋——— 这样不行，这不是核心价值观，这是“核心们”的价值观。
    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一定要有道德基础，有群众基础，有社会基础，而且在政治上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只有这样的核心价值观，才能够被民众自愿接受。任何国家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都不可能靠灌输，更不可能是靠“教育”与“强迫”来普及的！
    我们应该关心身边发生的违法乱纪、贪污腐败、人情冷暖等等事件，更要关注、学习党的会议，关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会被一种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来管理与统治，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当我们都不约而同地从善如流地拥抱一种公认的核心价值观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未来，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样子？

中国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令人担忧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着无数的西方经济学家、西方社会学家、西方政治学家，但却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结果呢？大家越说越糊涂，越解释越不清楚。当然，也有一些人想关起门来，搞知识层面的“自主创新”。其结果也只是自说自话，说一些除了自己之外谁也听不懂的东西


不能自我解释 无法对外宣传

《联合早报》刊文说，无论从内部世界还是外部世界来看，中国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的现状令人担忧。从内部来看，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不能解释自己的社会，对社会的发展趋势认识不清，更不知道如何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和社会现实严重脱节，缺失了有效的意识形态，中国的统治成本在迅速提高。就外部世界来说，随着中国的崛起，人们对中国的误解似乎越来越多。知识体系的缺失使得中国的国际“软空间”非常狭小，和中国所拥有的硬实力(如经济力量)毫不相称。
    决策者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些年来，在很多方面下手，狠抓“软力量”建设。但情况不容乐观。无论是孔子学院还是媒体“走出去”，都具有工具性，外宣工作的空洞无物是症结所在，在很多时候反而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在缺乏自己的知识体系的情况下，中国不可避免要面临一个“对外宣传什么”的问题。
    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有当代的最优实践，但没有知识体系来解释。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的解释权，似乎永远在外国人手中。


    中国努力借用外在世界的尤其是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认识自己，解释自己。借用他人的话语权来向他人推广自己，这是中国知识界所面临的一种困境。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经济学家意识到了西方的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实践，社会学家意识到了西方社会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社会实践，政治学者发现了西方政治学解释不了中国的政治实践。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着无数的西方经济学家、西方社会学家、西方政治学家，但却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结果呢？大家越说越糊涂，越解释越不清楚。当然，也有一些人想关起门来，搞知识层面的“自主创新”。其结果也只是自说自话，说一些除了自己之外谁也听不懂的东西。



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
    这是一种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就一直处于这种状态。清朝末期遭受连续的失败之后，中国的精英开始向西方学习，即所谓的向“西方寻求真理”。西方就是真理，就是科学，学习西方，便是政治上的正确。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政治精英并没有大的分歧，他们的分歧在于向哪一个西方学习，或者向西方的哪一个方面学习。总体上说，自由派学欧美，左派学苏俄。但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西方的产物。尽管在一定历史时期，也有类似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意识运动，但这里主体还是西方，而不是中国。


    改革开放不仅没有改变这种趋向，反而变本加厉。无论左右派，都想把一些西方的教条道德化。左派主张公平正义，自由派主张自由民主。不管他们的思想如何对立，都是从西方进口，在中国的知识市场上竞争。这与经济领域高度山寨西方技术一样。所不同的是，知识界常常把一些西方的概念提高到价值观层面，毫无止境地“妖魔化”其它一些价值(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只知道、也只会用他们所认同的价值观来评判中国的实践，而不是经验地研究中国实践。很多人像是被西方的知识体系洗了脑一般，非常满足于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掌握了几个西方概念就老是觉得掌握了真理。真理在手，就高人一等。用西方概念来训斥人，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职业。


    马克思强调过，哲学家有两个任务，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解释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但在中国，知识分子都想充当公共知识分子，都想改造世界。他们没有能力来解释世界，却有高度的自信来改造世界。结果呢？越改造，这个世界就越糟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很多的问题和很多的政策失误，决策者要负责，但提供知识体系的知识界也有很大的责任。


    现代中国的大转型，并没有造就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而在能够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之前，中国没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单纯的GDP成就不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更重要的是，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可持续发展也会受到制约。人们在中国看到的最多的是山寨文化，山寨概念和山寨理论。抄袭知识、复制知识，做大量毫无附加值的知识复制，是中国知识界的特点。这和中国制造业的情况没有任何差别。实际上，知识和知识的实践(制造业)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拥有了自己的知识体系，才会拥有真正的原始创造力。


摆脱知识体系的依附本质
    要摆脱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政治是关键。“被殖民”状态本来就是政治的产物，也必须通过政治而得到解放。中国传统上就没有知识创新的能力。中国数千年所拥有的，只是一种依附性的知识体系，即一种依附于王权的知识体系。秦朝统一中国之前，中国产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确立了中国的思想体系。但是，秦朝统一中国之后，这种思想体系很快就演变成为王权依附体系。数千年里，只有当王朝解体的时候，或者当皇朝控制不了社会的时候，才会导致一些新思维和新思想的出现。
    很显然，要创造知识体系，创造者就必须摆脱政治因素的不当控制。当然，这并不排除用法治形式对思想领域进行规制。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的自由，那些可以对公共生活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的思想领域，必须加以规制。只有规制，才能确立知识的社会责任。传统社会，因为其他的控制较少，意识形态的控制(表现在一种统一的文化和价值)对政治统治来说就变得非常重要。但是，在现代社会，统治者拥有了包括组织在内的各种现代化控制机制，就再没有必要通过思想的控制来实现统治权。今天，当人们开始讨论文化体制改革的时候，我们必须直面这个问题。如果文化体制改革不能促使中国摆脱这个逻辑，那么创新便是空谈，建设自己的知识体系便是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