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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历史]山东干部南下,天南地北山东人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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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接管政权前后:中共数万干部下江南
2010年01月08日 新闻午报


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向中外宣告了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坚定信心和豪迈气概。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中共华东中央局(以下简称华东局)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随人民解放军南下,接管江南新区政权,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中共中央估计:新解放区及各大城市共需干部5.3万人左右
人民解放军开始与国民党军事力量进行战略总决战前夕,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高瞻远瞩地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缺乏这项准备,就势必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使党的工作处于被动地位。

10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九月会议”确定的基本方针,作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

《决议》估计:“在战争第三、第四两年内(1948年7月至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可能夺取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大约将包含有1.6亿左右的人口,500个左右的县及许多中等城市和大的城市,并在这些新的区域建立政权。《决议》认为,共需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及大城市的各项干部5.3万人左右,并将抽调干部的任务作了分配:华北1.7万人,华东1.5万人,东北1.5万人,西北3000人,中原3000人。

为贯彻“九月会议”的决议,华东局于12月25日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名干部决议的指示》。《指示》指出:“我们注意到目前华中的干部(尤其中级和高级干部)特别缺乏,因此准备一万五千干部规定完全由山东来负责。”

第一批南下干部统一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
山东各区党委接到华东局的通知后,积极抽调第一期南下干部2000多人,于1948年12月组建了首批南下干部大队,并陆续来到益都县王岗村一带。

首批南下干部组成了华东局党校的4个部,加上在此前后各战略区行署的部分南下干部亦前来党校参加学习,党校全部学员达3000人左右。

1949年1月中旬,华东局党校在王岗村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在首批南下干部到华东局党校集结的同时,山东各战略区认真落实华东局的要求,开始筹组5套区党委的架子。

经过紧张的宣传动员和积极的组织筹备,到1949年初,山东各战略区的班子配备工作基本完成。与此同时,华东局分配给山东各战略区的28套地委班子及相应的县区班子也基本上搭配完成。

渡江南进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长期以来周密擘划的战略决策。

从1949年3月初开始,山东各战略区的南下干部经过短期集训后,按照中央和华东局要求党校在临城接受各战略区的1.5万名干部的指示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在临城期间,根据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指示,全体南下干部统一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并公布了南下干部纵队大队以上军政干部名单:刘少卿任“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司令员,温仰春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德胜任参谋长,方忠立任政治部副主任。“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下辖4个支队:鲁中南区南下干部编为第一支队,司令员汪乃贵,政治委员张雨帆;华东局直属机关南下干部编为第二支队,司令员赵毓华,政治委员王尧山;渤海区南下干部编为第三支队,司令员周贯五,政治委员刘格平;胶东区南下干部编为第四支队,司令员廖昌金,政治委员赵明新。


为便于统一行动,“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一律穿军装,实行军队编制。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部分干部先期南下
为配合人民解放军做好渡江作战的充分准备,中共中央决定从正在临城集训的华东南下干部中抽调一部分提前南下,参加渡江作战,随军筹集粮草。1949年3月下旬,随军筹粮干部队伍大队在合肥被编入各集团军,受谭震林指挥,并拟定了随军行动方案。大队部暂跟兵团司令部行动,中队部暂跟各自的师部行动,各小队根据需要由师部分配到所属团、营和连队。不久,各中队、小队分别到达部队沿江驻地和部队一起待命。随军干部预定的渡江地点和口岸在安徽无为县的姚沟至汤家沟一线。

4月20日,国民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夜幕降临后,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我渡江主力梯队向着敌人盘踞的江南防线横江进发。一时之间,满江怒帆势如云涌,使敌人防不胜防。4月21日凌晨,敌前沿阵地已全线崩溃,残敌落荒而逃。渡江部队主力迅速涌上南岸,乘胜追击。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随军南下干部紧跟第八、第九兵团各部队,乘舢板船渡过长江,在长江南岸顺利登陆。




为了追歼国民党逃军,随军南下干部常常一天一夜行程七八十华里,一方面就地筹集粮草供应部队,另一方面协助解放军捕捉溃散的敌人,收缴武器弹药,打扫战场。郎(溪)广(德)战役结束后,根据华东局指示,将随军筹粮的干部从部队分离出来,恢复原来建制,并集中到浙北地区休整待命。这标志着随军南下干部已经胜利完成了党交给的筹粮支前任务。

一支队和三支队部分干部接管浙江
当渡江战役打响,随军南下干部与广大解放军指战员奋力冲向江南的时候,在临城集中学习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也踏上了南下的征途。

浙江是国民党的“模范省”,蒋介石、陈立夫、陈果夫等国民政府重要人物都出生在这里,因此在全国占有特殊的位置。早在1949年2月,第三野战军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安徽蚌埠组织成立了接管浙江的领导机构———中共浙江省筹备委员会,由谭震林任书记,谭启龙任副书记。当时,华东局确定调到浙江工作的干部班子,有鲁中南区党委调配的区党委级全套、地委级10套、县区委级30余套;渤海区党委调配的地委级3套、县区级10余套,加上铁道财办干部,总数8000人。

5月初,谭启龙奉命率南下干部兼程赶到杭州,三四天后即分往各个接收地区。

由张劲夫、张雨帆、李培南等率领的第一支队干部全部被分配到接收宁波地区、临安地区、金华地区、杭州市区和绍兴和萧山县。同时接收的还有台州地区、建德地区、嘉兴地区。

由刘格平、周贯五等率领的第三支队干部共4个大队,渡江后三大队调出到上海参加接收工作,分配到浙江的有一、二、四大队。渡江后除分别接收嘉兴地区的嘉善县和武康县,和参加宁波地区接收外,其余都分配接收衢州地区;二大队分配接收杭州市区,其中抽调两个中队到绍兴和宁波两个地区参加接收工作;四大队在临城集训时,被分配担负筹粮支前任务后从湖州、嘉兴到达杭州,接收温州和丽水两个地区。


二支队和三支队部分干部接管上海
上海当时拥有500万人口,是全国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华东局在1949年初即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开始做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总的部署是: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直属机构的全部干部力量,都用于接收上海市,山东工作移交给新成立的以康生为首的山东分局负责。南下后的华东局和中原局合并,驻徐州,仍称华东局。

渡江战役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同时占领了沪宁线上的丹阳县全境。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在军事解放上海的同时,华东局把接管上海的工作摆到了首要位置,并为解放和接管上海建立了两套班子:一是以粟裕为主的三野前委,统领部队准备以军事手段解放上海;二是组织以陈毅为主的接管工作班子。4月24日,华东局组织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司令部及部分南下干部随华东局机关和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渡江到达丹阳,在华东局和陈毅、曾山直接领导下,为接管上海作准备。5月初,接管上海的各路干部先后到达丹阳,有以曾山、许涤新、刘少文为首的财经战线队伍,以周林、曹漫之为首的政法战线队伍,以梁国斌、李士英、胡立教、扬帆为首的公安战线队伍,以夏衍、钱俊瑞、范长江、戴伯韬为首的文教战线队伍,共计约5000人。

在丹阳集训期间,陈毅作了重要讲话,王尧山(“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二支队政委)介绍了上海地下党的情况,并制定了接管方案,确定由山东昌潍、潍坊、渤海等地区抽调的700多名干部组成的3个大队、10个中队接管上海近郊10个区。5月25日,解放军攻入上海市区,由赵毓华(原昌潍地委书记、“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员)带领的2个大队所属5个中队随华东局机关行动,从丹阳经南翔、真如进入市区。而由秦昆、江征帆、张振乙带领的1个大队5个中队因随九兵团三十三军筹粮支前,先期从安徽无为县过长江南下,在胜利完成任务后,26日从浙江湖州经莘庄、龙华进入市区,驻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全部解放后,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5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近郊工作部和接管会在交通大学正式办公。“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二支队的干部还负责接管了杨树浦区、静安区、南市区、沪北区、新成区等。

参与上海接管的山东南下干部还包括:顾准(南下前任山东省财政厅厅长)带领的青州总队的部分干部负责接管上海财税系统,李士英(南下前任山东省公安总局局长)等带领的一批公安干警负责接管国民党警察局,建立人民公安机关。


三支队部分干部也参与接管上海。
1949年5月上旬,华东局在丹阳附近新丰镇决定筹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以华东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为校长,以“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三支队政委刘格平为副校长。

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由华东局党校的干部、渤海区南下党政军直属机关和下属部分干部、随同南下的华东大学毕业生、上海地下党市委派来的少数干部共同组建。

5月中旬,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正式宣布成立。上海解放后,学校接到向上海进军的命令,筹办学校的全体干部于6月初从丹阳分批出发,经常州、无锡,迁入上海市区办学。这批南下干部从此以后开始了新的生活,历时3年多,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干部。

四支队接管苏南地区
苏南地区大中城市集中,经济发达,工厂多,除少数买办官僚资本外,大多数是属于民族资本。为了配备好苏南的各级党政军领导班子,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东局关于渡江南下接管苏南地区的指示精神,抽调南下的各级干部达数千人。不少是“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四支队干部。

1949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华东局关于苏南区党委、军区、行署的人选,苏南行政公署于26日正式宣告成立。中共苏南区委员会由陈丕显、管文蔚、刘先胜、赵明新、钟民、刘季平、陈国栋、陈一诚、黄赤波、惠浴宇等10人组成,陈丕显、管文蔚、刘先胜、赵明新、钟民为常委,陈丕显任书记。苏南行政区下辖镇江、常州、苏州、松江4个行政区,无锡直辖市和27个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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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干部纵队组建原因
“南下干部”纵队组建原因:中共军事上全面胜利
“南下干部”纵队组建原因:解放区培养大批地方干部
“南下干部”纵队组建原因:中共中央决议
“南下干部”纵队组建原因:中共军事上全面胜利
1947年6月,中共中央确定了全国战略反攻的决策方针。随即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启动了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任务。而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以及陈赓、谢富治野战兵团亦大举出击中原,三支队伍形成“品”字形阵势驰骋中原,揭开了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的序幕。 【详细】
“南下干部”纵队组建原因:解放区培养大批地方干部
包含工农群众、中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民主爱国人士等在内的社会各阶层都团结在中共领导的周边,从而形成“第二条战线”。不仅有利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配合人民解放军开展接管城市工作,并积蓄了革命力量,锻炼和培养了干部,使之成为战略决战及建国各项事业中的骨干力量。 【详细】
“南下干部”纵队组建原因:中共中央决议
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贺词。2月8日,中央军委发出《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指示,要求“军队不但是战斗队而且是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6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准备三万八千干部的布置》,南下干部纵队开始随军南下。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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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南下干部”纵队组建的历史语境
2010年01月08日 凤凰网历史综合

本文摘自《党史文苑》 2008年第02期 作者:闫峰 王兆辉  

“南下干部”纵队是解放战争后期和建国初期,随着政治军事形势发展的历史语境,而产生的一个特殊而耀眼的历史革命群体。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滚滚洪流中,为了接管、巩固我党新政权,支援南方广大新解放区建设,各省根据党中央决议,纷纷抽调大批党政干部随各路人民解放军南下。于是,数以万计的党政干部、共青团员冒着没有散尽的硝烟,别妻离子,远离家乡,远赴长江以南的新解放区,在新的“战场”上为新中国政权的创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历史贡献。

一、军事上全面胜利的历史语境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政府控制着全中国绝大部分的战略资源,在军事上、经济上还得到美国的大量物质援助,其相对于人民解放军的武装优势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由于国民党“失道寡助”,不得民心,尤其是得不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致使在战场上节节溃败!

1947年6月,中共中央确定了全国战略反攻的决策方针。随即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启动了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任务。而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以及陈赓、谢富治野战兵团亦大举出击中原,三支队伍形成“品”字形阵势驰骋中原,揭开了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的序幕,并从根本上扭转了全国战局。同时,晋冀鲁豫中央局与华东局即抽调近3000名的党员干部组成南下支队,以支援大别山解放区的政权建设。1948年4月,山东南下干部再组成“解放军中原支队”[1],经陈毅任校长的随营学校的学习与集训,跟随解放军南下,到苏、浙、皖、赣等地区开辟新的解放区。

紧接着,战争进行到第三年。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打响了战略总决战,即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到1949年1月31日,历时142天,共争取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与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共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础[2]。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政府已无力进行有效的战略防御;其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等地,也已处于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不论在政治上、 经济上或军事上,国民政府都已面临绝境。

一方面,辽沈战役后,东北全境宣告解放;淮海战役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而平津战役使华北地区除却个别隅地外,全部获得解放。可见,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解放全中国指日可待。因此,三大战役的胜利,既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坚实基础,也为“南下干部”纵队的组建与接管工作扫清了军事障碍,于是,“干部南下”提上日程。另一方面,随着解放区的日益扩大,党员干部骨干力量的效能迅速凸现。向这些新解放区输入党员干部以巩固与建设新政权,成为全国解放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在新解放区,匪霸尚未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仍然在疯狂反扑。新解放区的这种恶劣形势也呼唤着党员干部责无旁贷的光荣职责。

此外,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发出了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号召。渡江战役随即打响,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迅速成功地突破国民政府苦心经营的最后的长江防线。4月23日,南京解放,宣告了国民政府的倒台!新中国政权建设完成基本的第一步。于是,经过学习和整编,“南下干部”纵队迅速随军挺进大西南,开始接管、并开展新政权的巩固与建设活动。

二、政治形势与党中央决议的历史语境

解放战争时期,当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激战的同时,在国统区,人民民主爱国运动也在蓬勃发展。包含工农群众、中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民主爱国人士等在内的社会各阶层都团结在中共领导的周边,从而形成“第二条战线”,使得国民党政府更加陷入到孤立的境地。“第二条战线”不仅有利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配合人民解放军开展接管城市工作,并积蓄了革命力量,锻炼和培养了干部,使之成为战略决战及建国各项事业中的骨干力量[3]。

同时,早在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总决战的前夕,为迎接全国胜利的政治形势,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政治形势,制定了一系列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任务与战略决策,并讨论了“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4]由此,党中央要求各部门迅速组织训练好三四万干部随军前进,以便有序稳健地接管新解放区。

10月28日,党中央根据“九月会议”确定的方针政策,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决议指出:“战争的迅速发展,业已将全国政权所需要干部的准备工作紧急地提到了我党面前。如果我党缺乏此项准备,势必不能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而使我党处于被动的地位。”[5]《决议》根据过去发展新区的经验,认为未来新解放区共需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及大城市的各项干部五万三千个左右。这些干部按工作性质区分,包括军事工作、党务机要工作、民众团体工作、经济工作、教育及舆论工作等。《决议》并指示:五万三千干部中,华北局担任一万七千名干部的组织训练工作;华东局负责调动及训练一万五千干部的工作;东北局则承担抽调干部的任务一万五千干部等等的具体筹划。五万三千个干部分两期准备完成,并需要在党校进行集中训练,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作好充分准备。

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贺词,把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推向高潮。2月8日,中央军委发出《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指示,要求“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4]。6月11日,中共中央又正式发出了《关于准备三万八千干部的布置》,并下达各中央局执行。于是,在中共中央战略部署的历史语境下,各中央局迅速抽调大批党政干部组成“南下干部”纵队随军南下,有力地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


三、“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的组建

为贯彻党中央的决议,支援大西南新解放区建设,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省份,紧急动员,组织、集训地方党政干部,组建“南下干部”纵队。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角声中,各支“南下干部”纵队随各路野战军浩浩荡荡,向南进军,投入到“新”的战场,接收并管理、建设一些刚刚解放的南方大中城市,巩固新生政权。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适时组建了。1948年冬,华东局各战略区领导于临朐县与益都县交界处的闵家庄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内容之一就是部署抽调干部随军南下工作的组织安排问题。12月25日,华东局中央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名干部决议的指示》。《指示》指出:由于目前华中的干部(尤其中级和高级干部)特别缺乏,因此准备一万五千干部的中央决议将完全由山东来负责。《指示》要求,抽调南下的一万五千名干部分两期筹备:1948年12月底为第一期,抽调三千人;1949年2月底为第二期,抽调一万两千人。《指示》并就抽调一万五千名干部的落实工作进行了具体分配:鲁中南区配备1套区党委级、10套地委级、40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3680人;胶东区配备1套区党委级、7套地委级、42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3650人;渤海区配备1套区党委级、5套地委级、41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3456人;济南市配备1套区党委级、2套地委级、5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576人;昌潍特区配备半套地委级、5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404人;潍坊市配备3套县委级,共调干部225人;华东局直属机关除配备1套中央局级、1套区党委级、5套半地委级、15套县区委级外,另配备城市工作干部1475人,共计3009人[6]。这些抽调干部即是后来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

山东各区党委接到华东局的指示后,进行了积极的动员宣传与筹划。各县区委均召开了干部大会,组织党员干部学习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指示和有关文件决议,进行广泛的政治思想动员与教育。1948年12月,渤海区组建了华东局首批南下干部大队,并部署到华东局党校益都县王岗村一带。1949年1月中旬,华东局党校在王岗村举行了开学典礼,对先期到达的约三千南下干部进行了短期培训,这对动员干部南下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49年2月3日,中共中央根据解放战争形势的需要,发出了《中央关于军事形势和准备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要求“华东、华中调动集中及训练一万五千干部的工作,应立即动手去做,并于2月底在徐州集中待命。”[7]于是,华东局部署下的各战略区的一万五千名南下干部队伍陆续集中到临城(今山东薛城)一带,并按照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指示,统一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

全体南下干部到达临城后,作为华东局党校的学员,集中进行了整训学习。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批准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的指示》、《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中共中央关于接受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对“自由资产阶级”及“开明士绅”的政策的指示》等文件和决议。通过临城的学习集训,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顺利接管好南方新解放区的各项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此外,由于“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的组建是按照区、地、县的建制整套抽调,因此,为统一管理,“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一律穿军装,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实行军队编制,在组织上完善了管理工作。之后,“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开赴南方各解放区支援政权巩固与建设工作。

四、“南下干部”纵队的历史贡献

“干部南下”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执行的一项意义重大的战略决策,它承载了“南下干部”纵队在全国解放过程中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各个批次的“南下干部”纵队所面临的形势与工作任务多有不同,即使同批次的“南下干部”纵队的具体工作也不尽相同。在党中央决议指导下的第一批“南下干部”——“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中,例如就有部分干部因随军筹粮,于是先期南下;“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一支队和三支队部分干部被分配至浙江,负责接管工作;“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二支队和三支队部分干部负责接管了上海,并筹办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而“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四支队则被分配到苏南地区开展建设新政权的工作[6]。但无论是在随军筹粮、支前土改,还是在城市接管、剿匪反霸、发展经济等保卫革命政权,维护社会稳定的各项工作中,“南下干部”纵队无疑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于“南下干部”纵队都经过了政治思想与组织的学习与培训,他们进入南方各个地区开展各项接管工作,皆进行地有条不紊,井然有序。例如在1949年上海市的接管工作中,“南下干部”纵队先在丹阳进行了集训,制定接管方案。 5月28日,简单举行了接管国民党市政府的仪式,中共上海市委与接管会即开始办公。到6月2日,在短短数天之内,上海市国民党政权下的警察、党务、行政等各个部门单位均顺利被中共接管。整个上海市政权的接管工作高效而稳健。社会稳定,人心安定,商店照常营业,工厂复工,水电未停,人民生活也未受到严重影响[8]。当时,很多敌对分子狂妄叫嚣着:“共产党打得下上海,但是管不了上海”的预言也随即迅速破灭。

“南下干部”纵队的历史功勋不仅表现在解放战争时期,更体现在新政权的建设时期。“南下干部”纵队与南方的当地人民融为一体,忘我奋斗,他们对南方,尤其是大西南地区新政权的巩固与建设都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仅在湖南,来自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和东北等各老解放区近一万五千名的党员干部、共青团员于1949年7月至1950年6月间,先后从北方各解放区南下进入湖南。从北方到南方,交通不便,碾转数千里,历经艰辛,或有干部因散兵游匪袭击而牺牲,出师未捷身先死。入湘以后,“南下干部”纵队又面临语言不通,环境且差异的诸多不便。然而,“南下干部”纵队凭借坚定的革命信念与意志,呕心沥血,在湖南的接管与建设工作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历史功勋。入湘之初,“南下干部”纵队分赴各地开展接管建政,清匪反特,巩固政权成为首要任务。三湘尤其是湘西,情况复杂,土匪如毛,很多干部在剿匪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9]。与此同时,“南下干部”纵队迅速展开筹粮支前,土地改革,培训干部、恢复生产等工作,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赢得了湖南人民的衷心拥护和信赖。形势稳定下来之后,“南下干部”纵队即把湖南当作第二故乡,为三湘四水大地奉献着宝贵的青春与全部的心血和智慧。50年代治理洞庭湖,60年代数百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大规模钢铁工业建设,70年代的湘黔、枝柳铁路三线建设,80年代以来的湖南改革开放等等,无不凝聚着“南下干部”纵队智慧的心血,包含着他们的辛勤汗水与无私奉献[10]。即使现在,仍有一些“南下干部”依然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祖国建设发挥着“余热”。

总之,全国解放战争历史语境下的那些年富力强的“南下干部”,大多都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栋梁之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如今,近六十年的风雨历程过去了,当年随军南下的干部大多已经年逾花甲,甚至已经作古。“南下干部”也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历史名词。然而,“南下干部”纵队那种不畏艰险、敢于献身、无私奉献的精神与品质,已化作一座座高风亮节的丰碑,必将永远铭刻在祖国人民的心中,永远激励我们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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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南下干部的故事①  ,8个南下干部队伍
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党中央及时作出了从解放区选派大批干部南下的部署。山东解放区响应号召,抽调大批干部南下,支援开辟新解放区的工作。数以万计的齐鲁儿女冒着没有散尽的硝烟,在新的“战场”上为创建新中国再建功勋。山东南下干部成为山东革命历史上一个耀眼的群体。


南下序曲:八路大军沙场点兵 ■山东南下干部的故事①  
2006-05-24  

  □本报通讯员 许元 周锋 本报记者 常诚   
   
  开篇的话
  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党中央及时作出了从解放区选派大批干部南下的部署。山东解放区响应号召,抽调大批干部南下,支援开辟新解放区的工作。数以万计的齐鲁儿女冒着没有散尽的硝烟,在新的“战场”上为创建新中国再建功勋。山东南下干部成为山东革命历史上一个耀眼的群体。本报自今日起与山东省档案局联合推出“山东南下干部的故事”系列专稿,将有关档案资料发掘整理,追忆50多年前的一段往事,讲述南下干部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全国的滚滚洪流中,每每有随行干部的身影。当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回到人民的手中,他们一些人就留了下来,开始重整“家园”。当年,主要有8批山东干部南下,他们抛家舍业,别妻离子,离开挚爱的家乡和熟悉的岗位,在远隔千山万水的新区,“献了青春献终身”。
  晋冀鲁豫及山东南下干部支队  1947年6月,中共中央确定了举行全国性反攻的战略方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晋冀鲁豫中央局从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各区(其中冀鲁豫和冀南区所属部分地区在此前和建国后属于山东的行政区划范围)抽调1850名干部,其中区级干部1450人,组成南下干部支队。一部分干部直接分配在豫北封邱等县,其余的跟随刘邓大军南下。冀鲁豫为第一干部大队,彭天琦任队长,赵紫阳任政委;冀南也组建了一个干部大队(番号不详)。8月底,这批干部进入大别山,主要分配在大别山革命根据地新划定的豫东南、鄂皖、皖西、鄂东等四个区。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华东局也在山东解放区抽调干部组成南下大队,共1000多人,先后在渤海惠民整风,后南下到大别山区,分配在豫西、陕南和江汉地区。
  解放军中原支队  1947年9月,华东野战军分为内外线两个作战兵团,许世友、谭震林率部为内线兵团,担任山东的作战任务,陈毅、粟裕率部组成外线兵团,挺进豫、皖、苏地区,协同刘邓大军,完成开创中原解放区的战略任务。部队南下的同时,华东局抽调了一批干部随同南下,到苏、浙、赣的老苏区开辟新的解放区。这批干部主要从鲁中、胶东地区抽派。
  1947年11月初,从鲁中抽调的第一批干部约1000余人;11月底,第二批从鲁中抽调的干部也为1000余人;12月底,第三批鲁中干部,也就是鲁中区党委党校的全体人员700余人,在无棣待命;1948年2月,第四批从鲁中一地委抽调的公安干部约200人,由张洪林带领到达阳信待命。这样,从鲁中共抽调了4批共约3000名干部。
  1948年4月,从胶东北海、东海、西海、南海四个地委抽调的干部1000多人也来到惠民一带,当地会聚待命南下的干部已有4000多人。随后,有关部门又增加从滨海地区抽调了一批干部,使这批干部的总数达到了1万人。4月下旬,这批山东南下干部先后到达濮阳,随即编入随营学校,进行政治和军事学习,校长为陈毅。5月20日随营学校抽调1000人随外线部队南下,去苏、皖及豫东工作。6月1日,南下中原的5400余名干部编为中原支队,金明任支队长兼政委,周季芳任副支队长兼副政委,熊少南任参谋长。中原支队各大队6月上旬先后从濮阳向豫西进发,7月30日前后到达临汝县一带。对于他们的到来,邓小平给予高度评价——“胜过十万大军”。
  解放军华东南下干部纵队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根据部署,山东解放区抽调1.5万名干部随军南下接管政权。此次抽调与前两批不同之处在于:一开始就是成建制抽调,即按照区、地、县的建制搭配好接管班子,然后整套抽调南下。
  1949年3月,这批南下干部统一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刘少卿任纵队司令员,温仰春任政治委员。渡江南下后,第一支队基本上全部分配到浙江,与第三支队的大部分干部一同接管浙江各地。浙江当时有11个地区,其中10个地区接管后的第一任地、县级干部都由山东南下干部担任。第二支队主要分配到上海市直机关及所属各县区。第三支队大部分去浙江,少部分去上海。第四支队在苏北地区与苏北的南下干部会合,基本上都到了苏南地区,其中部分干部又被抽调出来,到了福建和大西南,参加当地的接管和政权建设。
  解放军二野南下、西进支队  1949年2月,冀鲁豫区党委从全区抽调党政军干部3993人,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外调区党委架子,对外称冀鲁豫南下干部支队,由军区司令员任支队司令员,区党委书记任政治委员。3月下旬,在南下途中冀鲁豫南下干部支队的番号被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南下支队”,共5580人。司令员为傅家选,政治委员徐运北,参谋长万里,政治部主任申云浦。
  3月31日,从冀鲁豫边区七、九地委抽调南下的620名干部由万里带领前去接管南京,其余大部分继续随二野五兵团渡江,接管赣东北。8月下旬,由冀鲁豫到赣东北工作的这个区党委的全体干部随五兵团西进,成立贵州省,接管贵州。9月10日,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西进支队成立,支队长傅家选,副支队长汪乃贵,政治委员徐运北,副政治委员申云浦。在这支队伍中,包括原南下支队的全体成员,赣东北地下党的部分同志等,他们从上饶出发,踏上了西进贵州的征程,行程8000余里,到达贵州。
  解放军冀南南下干部支队  1948年下半年华北局决定在冀南地区(含现在山东一些地区)抽调年轻同志南下,冀南南下区党委领导班子随即成立,王任重任书记。1949年3月,冀南区全体南下干部启程南下。5月下旬,华中局调整了冀南支队南下去向,由原定去江苏、浙江一带改为一部分去湖北,大部分去湖南。到10月,冀南南下区党委3400多名入湘人员,历时半年多,行程数千公里,胜利完成了南下入湘的使命。
  解放军华东随军服务团  1949年,解放军迅速攻克南京、杭州、上海,为使东南各省早日解放,叶飞、韦国清率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向福建推进,同时中央任命张鼎丞为福建省委书记。为解决干部不足问题,中央批准福建省委的建议,决定在上海招收3000名知识青年和职工到福建工作,并正式成立了华东随军服务团,由张鼎丞任团长。南下服务团中的山东干部主要是从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大队中抽调出来的,多为来自齐东、高青、寿益三县的南下干部。他们组成一个干部大队,在胡为新、任曰淼的带领下,5月28日进驻上海,参与接管工作,后负责带领南下服务团第四大队的五个中队继续南下福建。
  此外,华东军区卫生部从华东三野第一重伤医院抽调了50余名山东籍医务人员,组成一支卫生队,由三所所长王旋率领,组成“团部直属卫生队”,也随南下服务团进军福建。
  解放军西南服务团  1949年6月,中共中央确定在宁、沪等地招收青年知识分子、青年职工和工程技术人员到西南工作,根据邓小平的建议,这支随军干部部队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由此成立了4800余人的上海西南服务团,3000余人的南京服务团和1000余人的苏南服务团。同时从华东局和北方各解放区抽调6000余名老干部编入西南服务团,并成为骨干。
  经过集训整编,包括3000余名山东南下干部在内的1.7万名西南服务团团员,于1949年10月1日在新中国诞生的晨曦中,踏上了进军大西南的征途。由于蜀道艰难,此次行军被邓小平称作“小长征”。最终,各支队克服了行军中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先后到达各自的接管地区,开始建设新西南的工作。
  山东公安南下干部  山东南下干部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就是山东南下公安干部,主要包括华东警官学校学员和济南市公安局干警两个部分。1949年4月华东社会部部长舒同,副部长梁国斌、李士英、胡立教、扬帆、徐盼秋等分别率领在山东的华东警官学校师生和公安干部接管上海国民党警察、特务机构,组建人民机关。1400余名山东南下公安干部5月间奔赴上海,李士英、扬帆出任解放后的上海市公安局正副局长。
  另外,济南市委书记张北华也曾带领干部南下接管徐州,济南市公安局督察室正副主任唐劲实、张洪范分别担任徐州市公安局正副局长。


  下期预告:《南下上海的公安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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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万山东干部南下
  解放战争期间,至少有八个批次的山东干部南下,其中有1947年跟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桐柏英雄”——晋冀鲁豫及山东南下干部支队;有1948年前去巩固中原解放区且被邓小平高度评价为“相当十万大军”的中原支队;有1949年成建制参与接管江南的由各级地方领导干部组成的、名副其实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有包括齐鲁儿女在内、当时隶属于冀鲁豫和冀南解放区的二野五兵团南下、西进支队和冀南南下干部支队;也有从济南南下直接接管“半壁江山”——上海警察系统的公安干警和院校学生等。上述各支队伍总人数近7万,其中从今天山东省行政区域内南下的地方干部至少3万余人。如果将解放战争期间归山东党政机关领导的苏北、豫北、冀鲁边、津南等地外籍南下干部都统计在内,如果将从华东和中原野战军转业充实到地方的山东籍部队干部也统计在内,那就有10万之众。这还没有包括从地方升级为主力且一直从事部队工作的南下山东军队干部,没有包括原籍是山东但是从周边战略区南下的地方干部和部队干部,如抗战胜利后7万山东子弟兵和6000地方干部挺进东北,其中相当一部分干部又应召南下。如果将这些都计算在内,广义上的山东籍南下干部将达十几万之多。
  由于行政区划的变更和领导关系的调整,这里所说的山东南下干部,既包括了全国解放战争期间归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管辖但今天归邻省管辖的地区,如河北南部、江苏北部等地输送的干部,也包括了当时归属友邻战略区但今天属于山东省行政区划的地方,如山东西北部、西南部等地区输送的干部。
  山东干部南下后,各个批次的干部面临的形势和工作任务多有不同,他们抛家舍业、别妻离子,离开挚爱的家乡和熟悉的工作岗位,在远隔千山万水的新区忘我工作,无论是在动参征粮、土改反霸,还是在城市接管、剿匪肃特、发展经济等项工作中,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今,山东南下干部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历史名词,这一杰出的英雄群体和人民解放战争的烽火硝烟密切相联。回顾历史可以看出,山东干部南下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战略决策,一个举足轻重的工作步骤,它和山东干部北上平津、东北一样,体现了山东地方党组织的奉献意识和全局观念,表达了齐鲁儿女志在四方的革命豪情,记载了山东人民在全国解放过程中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许元 周锋 常诚)



山东干部南下进程,3年8批近十万人

第一批南下干部支队晋冀鲁豫及山东南下干部支队:1947年6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晋冀鲁豫中央局从冀鲁豫等各区抽调1850名干部组成南下干部支队。【详细】

  
第二批南下干部支队解放军中原支队:1947年9月,陈毅、粟裕率部挺进豫皖苏。部队南下时,华东局抽调一批干部随同南下,主要从鲁中、胶东地区抽派。【详细】

  
第三批南下干部支队解放军华东南下干部纵队: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九月会议”基本方针,决定从山东成建制地抽调1.5万名干部随军南下接管政权。【详细】



第四批南下干部支队解放军二野南下、西进支队:1949年2月,冀鲁豫区党委从全区抽调干部3993人,组成了完整的外调区党委架子,对外称冀鲁豫南下干部支队。【详细】

  
第五批南下干部支队解放军冀南南下干部支队:1948年下半年华北局决定在冀南地区抽调同志南下,冀南南下区党委领导班子随即成立,1949年3月启程南下。【详细】

  
第六批南下干部支队解放军华东随军服务团:1949年,为解决干部不足问题,中央在上海招收3000名知识青年和职工到福建工作,并成立了华东随军服务团。【详细】



第七批南下干部支队解放军西南服务团:1949年,中央在宁、沪等地招收近9000名青年到西南工作,同时从华东和北方解放区抽调6000多老干部编入西南服务团。【详细】

  
第八批南下干部支队山东公安南下干部 :山东南下干部中有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就是山东南下公安干部,主要包括华东警官学校学员和济南市公安局干警两部分。【详细】

  
南下干部支队的历史贡献“干部南下”是解放时期中共执行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各南下干部支队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多有不同,但都为共和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详








第一批——晋冀鲁豫及山东南下干部支队
2010年01月08日齐鲁电视台
1947年6月,中共中央确定了举行全国性反攻的战略方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晋冀鲁豫中央局从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各区(其中冀鲁豫和冀南区所属部分地区在此前和建国后属于山东的行政区划范围)抽调1850名干部,其中区级干部1450人,组成南下干部支队。一部分干部直接分配在豫北封邱等县,其余的跟随刘邓大军南下。冀鲁豫为第一干部大队,彭天琦任队长;冀南也组建了一个干部大队。8月底,这批干部进入大别山,主要分配在大别山革命根据地新划定的豫东南、鄂皖、皖西、鄂东等四个区。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华东局也在山东解放区抽调干部组成南下大队,共1000多人,先后在渤海惠民整风,后南下到大别山区,分配在豫西、陕南和江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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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干部南下的任务
南下干部功绩:城市接管、剿匪反霸、发展经济
2010年01月08日 齐鲁电视台

“干部南下”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党执行的一项意义重大的战略决策,各个批次的“南下干部”纵队所面临的形势与工作任务多有不同,但无论在随军筹粮、支前土改,还是在城市接管、剿匪反霸、发展经济等工作中,“南下干部”纵队无疑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全国解放战争历史语境下的那些年富力强的“南下干部”,后来大多都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栋梁之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如今,六十年的风雨历程已经过去,当年随军南下的干部大多已经年逾古稀,甚至已经作古。“南下干部”也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历史名词。然而,“南下干部”那种不畏艰险、敢于献身、无私奉献的精神与品质,已化作一座座高风亮节的丰碑,必将永远铭刻在祖国人民的心中,永远激励我们奋进。

悲壮的剿匪斗争

无论在艰苦的行军过程中,还是在紧张的新区工作中,各个批次的山东南下干部所面临的绝不仅仅是泪水与汗水的付出,也要经历各种生死的考验。他们有的在行军途中死于意外,有的在工作岗位上遭到暗杀,更多的捐躯在剿匪征粮的第一线上。据不完全统计,西南服务团成员有400余人在剿匪征粮中英勇牺牲,仅已查明的就有194人。其中,山东55人,占28%,列苏、沪、皖、豫、浙、川、晋、冀、鄂、湘等籍烈士之首。至今还有200多名烈士没有留下名字,其中不少是齐鲁儿女。他们有的死在起义后又反水的国民党军队手里,有的死在杀人如麻、嗜血成性的土匪面前,有的被身边的叛徒和特务谋杀。他们被刀劈、被火烧、被沉水、被枪杀、被活埋、被扔进天坑、被投入锅中活煮,甚至被肢解凌迟。相当一部分烈士长期不为人知,至今尸骨无觅,他们用年轻的生命谱写了壮丽的人生篇章,用殷红的鲜血浸染了共和国的旗帜。

当时,东南沿海的匪患以闽西为最。国民党军队溃退东南沿海时,在福建省及周边地区大肆网罗土匪武装。1950年上半年,福建土匪多达7万人,既有国民党军统、中统直接控制的政治土匪,又有封建恶霸控制的反动武装和散兵游勇等聚集起来的职业土匪。闽西的匪情更为复杂,不仅有土著军阀郭凤鸣、卢新铭、卢兴邦留下来的老土匪,也有国民党溃败后流窜而来的兵痞新土匪,还有暗中通匪济匪的“闽西起义”官兵。他们委任“专员”,张贴告示,公开示威;散布谣言,瓦解地方革命武装;截劫运粮车队,伏击民兵武装,颠覆人民政权。新政权派去的县长和其他干部常常被迫躲在碉堡里办公,晚上抱着机枪睡觉。

西南地区的匪患则以川东和重庆为甚。一方面,在历史上西南就匪乱蔓延,土匪和民枪的数量皆冠全国;同时由于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偏安重庆和解放战争后期反动势力退缩西南,有大批的国民党特务、反动军官、恶霸地主、散兵游勇和起义后又叛变的国民党军队,他们裹胁少数受骗群众,打出“反共救国”的旗号,占山为王,疯狂发动暴乱,攻占县城、破坏征粮、抢烧粮库,杀害接管干部,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报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当地流传的说法是:杀人比杀猪还容易,杀猪要上税,杀人不用。

接管闽西和川东的主力是南下服务团和西南服务团的干部,他们的大部分都是没有战斗经验的地方干部和新入伍的青年学生,有人甚至还没有学会打枪就仓促上阵,不得不面临残酷的战火考验。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义无返顾地走上了剿匪的战场。

山东南下干部接管上海

1949年初,上海面临解放,如何接管和改造这个远东第一大城市,成为摆在中共领导人眼前的难题。早在1948年,陈云和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其他领导人就一再强调,目前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乡村向城市转移”。要像在农村搞土改一样,加强和配备干部力量,去城市搞工业建设。

也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一大批在北方城市有工作经验的中共干部随军南下,成为历史特有的“南下干部”。1949年2月前后,华东局从华东财委所属的财办机关及其下属的机构和山东军区后勤部抽调了近2000名财经干部,作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的组成部分南下,代号为“青州支队”,顾准任总队长,石英任副总队长,黄耀南任总队政委,下分财政、银行、外贸、商业、工业、交通、公用事业、房地产、劳动工资、农林等10余个大队,分头接管上海财经各部门。

不仅仅是在财经系统,在社会治安、民生保障、工业生产、社区改造、思想教育等等领域,中共领导人都配备了大量干部,开始了一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都市改造行动。

8000名山东干部南下接管浙江

为何浙江多山东籍领导?只因8000名山东干部南下接管浙江

1949年,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中共中央华东局(以下简称华东局)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随解放军南下,接管江南新区政权。从此,铸剑为犁,改天换地。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中共中央于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准备五万三千干部的决议》:从五大老解放区抽调5.3万名各级干部,以区党委(或省委)为单位,配备整套班子,以便在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南下,到达新解放的区域,建立党政军机构,进行接管、开辟工作,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五千万至一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其中要求华东地区抽调1.5万人,并必须于1949年3月集中待命出发。

1948年12月25日,华东局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干部决议的指示》,指出:因目前华中的干部特别缺乏,因此准备15000名南下干部的名额,完全由山东来负责。南下干部按照原有的地方建制,把班子一分为二,一套准备南下,一套留原地工作,搭配好接管班子之后,成建制南下。

从1948年12月到1949年2月,各区集中的南下干部15000人,陆续来到华东局党校,参加整训,并在临城(今枣庄市薛城区)编成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

冒着炮火随军鏖战长江

解放大军突破长江防线,而吴玉英所在的随军干部大队,紧跟渡江部队,跨过长江。

5月,杭州解放,接管浙江的干部在杭州集结,分配任务。吴老所在的三支队四大队,完成支前任务后,最后被分配接收温州和丽水两个地区。到达丽水后不久,就迎来了党的生日。他们就这样走上了新区的工作岗位。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夜幕降临后,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解放军渡江部队向长江防线发起进攻。4月21日凌晨,部队登上南岸,乘胜追击。先期抽调随军的南下干部,紧跟二、三梯队各部队,乘舢板船渡过长江,在长江南岸顺利登陆。

郎(溪)广(德)战役结束后,根据华东局指示,将随军干部从部队分离出来,恢复原来建制,并集中到浙北地区休整待命。而在渡江战役打响时,在临城集中学习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也踏上了南下的征途。

浙江是国民党的“模范省”,蒋介石、陈立夫、陈果夫、陈诚等国民党重要人物,都出生在这里,因此在全国有着特殊的位置。为此,早在1949年2月,第三野战军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安徽蚌埠组织成立了接管浙江的领导机构--中共浙江省准备委员会。由七兵团政委谭启龙,主管浙江省准备委员会的工作,负责接管浙江的组织实施,把华东局从山东调赴浙江的大批南下干部带到浙江,尽快做好分配工作。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各路南下干部,日夜兼程,赶到杭州,等待分配任务。

5000多山东南下干部接管福建

1949年初,中共华东局按照中央的部署,从山东抽调并组成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随军南下;建国前后,华东局根据福建工作需要,又从山东多部门和已南下上海、江苏的山东干部中,多批次抽调到福建工作。庆祝大会上,老同志们回忆了60年来新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和5000多名山东南下干部在八闽这块土地上奋斗的场景。他们表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要继承和发扬革命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继续弘扬福建“三平”精神,继续发扬“听党指挥,恪尽职守;胸怀坦荡,服从真理;英勇果敢,不畏艰险;顾全大局,任劳任怨;生命不息,奉献不止”的山东南下干部精神,为推动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再创辉煌。(记者杨毅涵)

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四省南下干部接管四川、重庆、湖南

1949年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向全国进军。由于攻占南方后需要大量的干部,所以从已经解放了的北方各地紧急抽调了大量干部组成团队,主要在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四省,紧急动员,号召地方干部,随军南下,投入这场伟大的斗争。四省籍地方干部,经过集训后编入部队序列随军行动。另外各野战军中都有随军“干部大学”,也为接管地方政权储备了大量干部。每到一地,解放军即以军管会名义接管地方政权,军管会干部多为此类“南下干部”。

当时刘邓率二野进军大西南,总部驻重庆,干部多为山东人。贺龙率晋绥野战军翻越秦岭直抵成都,其麾下多为山西人。两野战军都有大量干部进入地方工作。据我所知,贺龙部某师连以上干部整体进入某大型国有企业工作。师长任厂长兼党委书记,团长任处长,连长任科长,排以下干部战士则复员回老家了。建国初期并无山西、山东帮之说,但随着刘邓、贺龙上调中央工作,西南局由李井泉负责后,成都、重庆两地为人、财、物分配问题渐起矛盾。李由于坐镇成都,偏向性是很明显的。有说法是李将中央调拨给重庆的建设资金截留到成都来搞所谓“十大建筑”,这一做法最终导致了重庆方面向中央打报告,坚决要求与四川分家。这些问题在文革以前当然是遮遮盖盖,不为世人知晓,文革中由于红卫兵要“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才把山西帮、山东帮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尽人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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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上的“淮海战役”:1949南下干部接管上海
经济上的“淮海战役”:1949南下干部接管上海
2010年01月08日 中国新闻网

1949年初,上海面临解放,如何接管和改造好这个远东第一大都市,成为摆在中共上层领导眼前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时,一大批在北方城市有工作经验的中共干部随军南下,其中一支代号为“青州总队”的南下干部,接管了上海财经各个部门。

担任总队长的顾准通过一系列税收政策,极大地改善了处于危局中的上海财政状况,还将其改造成为新中国中央政府最大的财源。在改造上海时积累起来的经济经验,也成为日后管理整个国家经济的经验来源,为日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

新政府的“人精”们

1949年2月前后,华东局从华东财政委员会所属的财办机关及其下属的机构和山东军区后勤部抽调了近2000名财经干部,作为华东地区组成的干部纵队南下,代号“青州总队”,顾准任总队长,石英任副总队长,黄耀南任总队政委,下分财政、银行、外贸、商业、工业、交通、公用事业、房地产、劳动工资、农林等十余个大队,分头接管上海财经各个部门。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彻底攻占大上海,身穿草绿色细布军装的中共上海财经接管委员会财政处处长顾准已经率领他的部下们,来到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财政局实施接管。

中共地下党财政局纠察队长王伟鼎站在门口欢迎他,并把顾准带到了豪华的局长室。待顾准在办公桌前坐定后,财政局的地下党支部书记程子嘉向顾准引荐了静候在一旁的国民党上海市财政局长王维恒,接着几位主要官员上前依次移交权力。

在交接中,王维恒私下悄悄地向顾准表明了身份。令顾准大吃一惊的是,眼前这个拥有国民党少将军衔的财政局长竟是位老资格的地下党员,党龄比自己都长。原来,王维恒早在1925年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底,他奉命潜入国民党军队内部。1949年4月,他从台湾回上海“养病”,按照上级指令,准备策反当时担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的陈良(陈同时代理上海市市长),却阴差阳错,被陈良委任为上海财政局长兼上海地方银行董事长。

接管一结束,顾准就派人把王维恒秘密送往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并直接与军管会秘书长潘汉年接上了头。不久,王维恒的地下党员身份解密,成了顾准的一名得力副手和亲密同事。

这支队伍中的许多人都有过财经工作的经验,在整个南下干部队伍中显得特别精明强干,即将出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称“青州总队”的人“个个都是人精哟!”而当时刚满34岁的顾准,19岁就写成了自己第一本专业书籍《银行会计》,已经是名倾一时的上海滩会计学专家,并在几所大学经济专业和会计专科学校兼职;后来到了根据地,很快也显示出他过人的财经才干,这些都是最终被委任以“青州总队”总队长的重要因素。

经济上的“淮海战役”

当年共产党接手的上海滩,是一个从未碰到过的烂摊子。新的人民政府刚进入上海滩时,手里没有一分钱,只是当时陈毅从华东局财经委员会借来了一笔钱,才使整个接管工作运转起来。刚开始工作的第二天,便对外宣布即日起使用人民币,谁也不曾料到,人民币进入流通还不满10天,恶性通货膨胀就开始上演。人民币币值在市场上一路狂跌,从1块钱银元兑换100元人民币,跌到1个银元兑换1800元人民币,到6月8日,银元价格已经突破2000元人民币的极限。

如果人民币在上海滩站不住脚,那就意味着共产党在上海滩也无法立足。为了挺人民币,人民银行曾在6月6日抛出10万银元,希望制止住人民币的狂跌,但这10万枚银元竟如泥牛入海,没听见一丁点响动就被吸干了,银元价格岿然不动。

6月7日,中共华东局决定采取强硬措施--以武力查封银元交易的中心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6月10日上午8时整,华东军区警卫旅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分乘10辆美式卡车直扑位于汉口路的证券大楼,迅速将其包围,另有一万多名工人学生在外封堵。此时,刚上任的上海市公安局长李士英已经带领200余名身着便服的公安人员潜入大楼,外面的包围一完成,这些公安人员同时亮明身份,喝令所有在场人员“不许动”。大楼里的投机商们顿时呆若木鸡,束手就擒。

那一天,当场逮捕了238人,抄没黄金3000余两,银元3万余枚,人民币1000多万元。第二天,《华东区金银管理办法》适时公布。此一役,用薄一波的话来说,就是“人民币从此占领了市场”。

银元风波被压制下去以后,新政府紧接着就面临粮食和棉纱的物价飞涨。6月24日,涨价风潮先是从棉纱开始,米价随后跟上,涨到最高时,已经是5月底时的13倍之多。


而共产党政府对付涨价的方法是大量调集物资,并同时抛向市场。7月中旬,国营的上海粮食公司向市场抛售的粮食总量,已经超过交易总额的36%以上。然而,政府方面这头抛,粮食商们就那边囤,抛多少就囤多少,一时间上海的粮价依然有涨无降。

但令那些粮食投机商们没料到的是,他们要对付的绝不是某个商业公司,而是一个政府,这个政府有能力迅速调集全中国的资源。1949年11月的一个月里,上海市粮食公司抛售的大米总量,相当于8、9、10三个月里抛售总量的350%以上,是8月份的10倍。粮食投机商们终于顶不住了。同时,上海市政府开始采取收紧银根的政策,征收税款、收缴公债,公家的钱只能存进国营银行,不准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用薄一波的话来说:资本家“这是两边挨'耳光'”,完全失算了。

物价就这样被慢慢稳定下来。“当然我们也付出了很大代价。”薄一波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从四川调运大米到上海,运价和粮价差不多,销售价要是不提高,国家就必须往里贴钱。赔钱做买卖,私人是不会干的。”

回收“跑马厅”等洋场建筑

1949年中共面临的通货膨胀等问题,不只是发生在上海,在天津、武汉等城市也不同程度地发生着。此时,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军费开支异常浩大。共产党政府的财政压力完全可以想象。这时政府可以有两种选择:或增加货币投放量,或加大税收额度。12月19日,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第八次常务会议,讨论如何弥补财政赤字的问题。权衡的结果,大家一致认为加大税收额度是可取的方式。陈云认为:“世上没有点金术,也没有摇钱树,又要解决900万人的吃饭问题,路可以有两条:印钞票或是加大税收,靠印钞票这条路,看来行不通。”此时,顾准就曾给中央财委和中共中央写过书面报告,说:“两者比较,在可能的限度之内,多收一点税,比多印货币,危害相对较小些。这样做,工商业的负担虽重一点,但物价能得以平稳……”

这样,作为上海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的顾准,任务就非常重了。进入上海之初,顾准严格遵循“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财政原则,宣布国民党政府原有的国税、地方税征收方式,暂时维持不变,只取消了“保卫团税”等六项明显不合理和重复的税种。旧政府里的税务人员,除少数部门被裁撤,并开除了几十个劣迹斑斑的人以外,其余基本都接收下来安置工作。从6月到8月,全上海的税收收入相当可观,征收实绩要比国民党时期高出了好几倍。到8月底,上海市政府财政已经可以做到收支相抵。

这时,顾准忽然又有了新的想法,他建议与时任上海地政局长的王维恒联手,用地产税去回收“跑马厅”等大批当时由外国人占用、使用的著名建筑和土地。

这些著名的外国建筑,昔日都是些灯红酒绿的繁华场所。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营上已难以为继,加上拖欠的罚单和滞纳金的日涨夜高,使那些曾经在十里洋场上大发横财的外国冒险家们苦不堪言,纷纷找到上海地政局专门为这类事务设立的“中华企业公司”,一面咬牙切齿,一面无可奈何地交出地产,抵作税金。经顾准之手先后收回的地产包括跑马厅(今人民公园)、跑狗场(今文化广场)、哈同花园(今上海展览中心)、华懋公寓(今锦江饭店)、法国俱乐部(今花园饭店)、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

一个时代的“经济符号”

在上海,大一点的商户都有较为健全的账簿,完全可以做到依税计征。所以,顾准所采用的方法是“自报、查账、店员协税”,后来又成立了“特约查账员”队伍,针对重点商户进行“专户专管”,这其实已经是一种现代化的税收手段了,我们现在所执行的税务管理,基本还是沿用这种方式。

上海的财税对于中央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无论是顾准还是他的后任,中共中央几乎从来就没有否定过。《顾准全传》一书中,作者引用了一个数字,那是1950年底的一项统计:当时的上海税收总额已占全国税收的22%。




顾准:从山东南下的财经干部

顾准

15000名山东干部南下 苦中作乐

解放战争末期,江南严重缺乏我党干部。在这种情况下,我党从晋、冀、鲁、豫等解放区挑选了一大批优秀干部跟随人民解放军南下上海、浙江、福建、江苏、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支援开辟新解放区的工作。1949年前后,山东大约有 15000名地方干部南下。他们抛家舍业、别妻离子,到远隔千山万水的新区忘我工作,无论是在动参征粮、土改反霸,还是在城市接管、剿匪肃特、发展经济等项工作中,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南下日记

山东南下干部都是活生生的人,也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那种战火中的柔情、严冬里的炽热,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在南下征途上、融化在日常琐事里。西南服务团干部王先恒曾在日记里写道,“下山50里行军,也是异常艰苦的。不仅公路倾斜,走起路来腿容易打抖,而且路面满是冰雪,滑得人不断地摔筋斗。人们跌到了,爬起来,又跌倒,再爬起来。有几处坡倾斜度特别大,有的同志怕滑,干脆坐在路上顺坡滑下,我和俞华、沈琦,也是这样滑下去的。这时,什么冷啊,危险啊,都不管,只要能下坡,能前进,能跟上队伍,就是胜利!”

顾准: 从山东南下的财经干部

1949年初,上海面临解放,如何接管和改造这个远东第一大城市,成为摆在中共领导人眼前的难题。1949年2月前后,华东局抽调了近2000名财经干部,作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的组成部分,代号为“青州支队”,如今广为人知的著名经济学家顾准就是当时的“青州支队”队长。顾准20岁参加中国共产党,30多岁担任山东省财政厅厅长。作为南下干部,34岁的顾准就任青州总队队长,参与接管上海。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彻底攻占大上海。解放军战士尚在露宿街头,中共上海财经接管委员会财政处处长顾准来到国民党上海政府财政局实施接管。国民党财政局长汪维恒和几位主要官员上前,依次移交权力,汪维恒走上前,神色似乎有点异样。他突然对顾准说,我可以单独和你谈一会儿吗?顾准点点头。避开了众人之后,汪维恒告诉顾准,他其实是共产党!原来,汪维恒在1925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了。1927年他奉命潜入国民党军队后,一度与共产党失去联系,到1937年才又和中共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再接上关系,开始源源不断为中共提供情报。1949年4月,他从台湾到上海“休养”,准备策反当时的国民党上海市长陈良,却被陈良委任为上海财政局长兼上海银行董事长。顾准没想到,眼前这位有国民党少将军衔的财政局长,竟然也是共产党。接管仪式在谈话后照常进行。接管一结束,顾准就派人把汪维恒秘密送到了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秘书长潘汉年那里。不久,汪维恒的身份解密,根据汪的要求,他转到地方工作,成了顾准的一名副手兼亲密同事。

被陈毅称作“倚马可待”之才和“人精”的顾准,先后担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等职。他还被许多经济学家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顾准接管上海财政系统的三年时间,上海从国民党手里濒于崩溃的烂摊子变成支撑共产党新中央政府的最大财源,也为日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奠定下重要基础。

当然,南下干部远离家乡,在异地攻坚,其中不少生活习惯、文化差异、地域差异都需要在当地进行艰难的磨合。山东干部南下上海之初,不仅仅一些资本家、国民党留守人员看不起山东人,就连本地底层的一些小市民也称南下干部为“乡下人”、“土包子”,南下干部在接管这个城市的过程中是相当艰难的,他们要不断地面对各种抵触,逐渐融入,并且同这个城市一起成长,最后被认可被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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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干部南下余波
南下余波

高金山:南下干部献身湘桂终身革命精神与日同辉
2010年01月08日 20:16遵化党史网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今后一个时期各项任务。10月10日,《通知》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三万至四万下级、中级和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五千万至一万万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

10月2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中,决定从老解放区调动五万三千名干部支援新解放区,并“分配华北一万七千人、华东一万五千人、东北一万五千人、西北三千人、中原三千人”,要求分两期为新解放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准备整套机构,包括军事、党务、机要、政府、群团以及经济、财政、银行、贸易、通讯、报纸以及教育等方面的干部,大量吸收工人、知识分子到新解放区工作,所有南下干部家庭一律按军属待遇。

11月,中共冀东区委在丰润县王官营召开会议,做接收秦榆市、唐山市、塘大市准备。12月12日,唐山市解放。12月31日,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指出:“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1949年1月下旬,中共冀东区委由遵化县迁入唐山市。唐山市成为冀东区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掀开了组建冀东南下工作团序幕。

一、组建冀东工作团,南下干部情系湘桂

1949年2月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中要求华北局,所抽调的一万七千名干部务必于二月底之前除集中于石家庄训练待命的八千人之外,其余均应准备随林彪、罗荣桓南下、使用于湘、鄂、赣三省及两广方面,南下干部须于三月底集中并训练完毕,哈尔滨、沈阳、唐山、天津、北平的城市工作干部,准备抽调相当数量去接收上海、南京、苏州、杭州诸城。2月8日,毛泽东指出: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随军南下这个数字太小,占领八九个省,占领几十个大城市所需要的工作干部数量极大。冀东区认真研究着党中央的指示与要求,先后通过唐山市各界5万余人庆祝平津唐解放、8万余人庆祝解放后元宵节、举行国际劳动妇女节庆祝活动径行了南下教育。冀东人民情绪激荡,萦绕南方,为组织南下干部、补充工作团创建出极为有利条件。2月中旬,各级动员会议相继召开,冀东区出现报名高潮。

2月26日,冀东区划归华北区管理。华北局指示:“冀东区必须抽调一半在职干部参加南下工作团,其余的则由冀东建国学院、冀东党校、公安干校、兵站和唐山、秦榆、塘大3市抽调,并注意招收知识分子、工矿管理与专门技术人员参加,“抽调条件是:年龄在40岁以下,有一定文化基础,身体好,能坚持长途行军。不准带家属,夫妇都是干部的可以同去,但不准带小孩。采取个人自愿报名,组织审查批准”。这时,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指出:“现在准备随军南下的五万三千个干部,对于不久将被我们占领的及其广大的新地区来说是很不够用的”。冀东区响应号召,报名数量超出规定数量,开始向冀东区党委所在地开平镇集中,分别驻扎在石庄、赵庄、东礼尚庄、西礼尚庄、后营、聂各庄、二道口、帅甲河、周家桥等村庄,进行编队、短期培训,共从十二专区、十三专区、十四专区、十五专区以及唐山、秦榆、塘大3市27个县抽调出3410人。党中央十分关心唐山市经济恢复工作,朱德、刘少奇等先后来唐山调研,并对干部南下工作做出指示。具有光荣传统的冀东人民发扬特别能战斗精神,热烈响应党的号召,不讲条件不讲困难,完成了组建南下工作团的任务。

冀东区南下工作团按总队、大队、中队建制组建。总队为南下区党委、行署、军区建制;大队为所属地委、专署和分区建制;中队为县委、政府和区委建制,组成1个总队、6个大队、38个中队。6个大队即4个南下地委、专署和分区机关;38个中队即南下23个县委、县政府机关。

工作团党委会由李楚离、田星云、刘慎之、王大中、张孟旭组成;总队由原冀东区党委副书记李楚离任书记兼总队长,约160余人,按秘书处、组教处、供给处、参谋处建制配置;秘书处长于明涛、组教处长胡云初、供给处长欧阳迁、参谋处长冯寿天。4个地委分别编成第一大队、第二大队、第三大队、第四大队。第一大队由十二专区及临榆、抚宁、卢龙、迁安、迁西、青龙、宽城、昌黎县干部组成,约600人,石堂为书记兼大队长;第二大队由十三专区及所辖滦县、滦南县、丰南县、乐亭县组成,1个地直机关中队和4个县委中队约400多人;第三大队由十四专区以及蓟县、平谷县、顺义县、兴隆县、三河县、通县、密云县组成,1个地直机关中队和5个南下县委中队约450多人,李越之任书记兼大队长;第四大队由十五专区机关及滦西县、玉田县、宝坻县、遵化县、香河县、武清县、宁河县、丰润县组成,1个地直机关和7个县机关中队约700余人,胡继宗任书记兼大队长;另外第五大队由冀东区委、行署机关以及党校、公安干校、军区兵站以及唐山、秦榆、塘大3市组成,5个中队约400余人,徐晃为书记兼大队长;第六大队由冀动建国学院学员、少数带队干部以及各学校学生中组成,6个中队约680余人,言乃昌为书记兼大队长。另设冀东南下工作总队唐山留守处,由谢文田、马荫中负责。

冀东南下工作总队在开平镇集训约一个月左右,主要学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社会发展简史》和南下形势、城乡政策、法规法律、组织纪律、军管条例等。全体南下干部暗下决心,一定要经受住艰苦环境考验,决不辜负冀东人民期望。南下干部明确了“在城市和乡村中消灭国民党的发动武装力量,建立党的组织,建立政权,发动民众,建立工会、农会和其他民众团体,建立人民武装力量,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的任务。

4月10日,冀东区妇联致函南下工作团,“保证动员全体妇女干部和妇女群众,做好对南下人员妻子儿女的照顾和优待工作”、“减少你们的牵挂”、帮助解决各种困难。《冀东日报》报道说:“全体南下工作人员在各地军民热烈慰劳欢送和各级机关团体亲切关照和优待下,情绪极为旺盛和饱满。他们以帮助江南人民求得彻底解放为自己无上光荣……,正做好准备,整装待发,并抓进行前时机,努力学习,以便提高自己,更好地为江南人民服务”。为江南人民服务成为冀东区的重要口号。

4月21日,中共中央在《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要求人民解放军,到过长江去,务必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和残余势力。冀东区开始按中共中央指示,调配南下干部,决定分三批随军南下,规定每人生活用品不得超过20斤。4月25日,冀东南下工作团第一批两个中队启程,受到党政军民40余人热烈欢送。

5月上旬,中共湖南省委在河南省开封市研究南下干部调配方案,要求晋中、冀中、冀南、冀东、北京、天津、东北南下人员尽快归建。5月25日,冀东南下工作团第二批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咱们工人有力量》、《解放军进行曲》、《陡河小调》等革命歌曲踏上征程,早晨8时到达唐山车站。中共冀东区委、行署以及中共唐山市委、唐山市政府以及各界群众、工作队家属7000余人,举行了欢送仪式。红旗如海人如潮,“欢送冀东健儿下江南,解放江南同胞两万万”巨幅标语迎风招展,《解放军进行曲》飘荡在车站上空。欢送仪式后,专列朝天津、济南前进。


5月29日,到达了驻地河南省新郑县,开始整编学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关于工商业政策》、《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青年修养》等文件,接受革命理想、组织制度、支前剿匪、接收防特、新区建设等教育。8月1日,冀东区撤销,分别建立唐山专区、通县专区和天津专区,直属河北省,冀东区南下工作团建制也随之撤销。8月5日、6日,第三批原冀东军区教导师1700人正式南下,至此冀东区全部南下干部全部实现了归建。

二、郑州接受改编,冀东干部服从挑选

6月上旬,中共湖南省委移驻湖北省汉口。留在河南省的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金明、省委组织副部长郑森宣读了干部调配方案:冀东第一大队、第二大队接管郴州地区;冀东第三大队、第四大队接管永州地区;撤销冀东第五大队、第六大队建制充实郴州、永州地区;张孟旭等160余人充实省直机构,田星云等以及警卫勤杂人员等调华中局,石武德等20余人调往湖南省支前司令部,公安干部10余人调往湖北省武汉市,所有身体不适人员在河南省就地安排;冀东迁安县、青平县和原第五大队、第六大队人员约430余人去往邵阳地区。

冀东进入湖南省人员约为1972人。后来,华中局决定只派17人去往湖南郴州,其余的改去广西省。就在南下干部进行调配的时候,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南下干部学习之后情绪更加高涨。

根据当时安排:原冀东南下干部编入中共湖南省委21人,其中办公室19人、组织部1人、宣传部1人;进入湖南省政府170人,其中办公厅5人、民政厅10人、公安厅82人、法院3人、财政厅18人、粮食局13人、商业厅3人、卫生处4人、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14人、支前司令部18人;进入湖南省各地区1800人,其中长沙市13人、邵阳专区418人、永州专区1273人、湘西区3人、沅陵专区65人、永顺专区11人、郴州专区17人。

7月5日,中共湖南省委在汉口召开入湘干部会议,王首道强调基本任务是:筹粮支前、剿匪安民、打开工作、铺开摊子,要求三个月至半年内完成借征粮工作,配合粤、桂迅速解放,转入以农村为重点并开始城市建设。7月19日,各地委组织干部在武昌纸坊镇学习贯彻省委指示。

6月下旬,中共永州地委在河南省新郑县成立,刘慎之任地委书记,胡继宗、李越之任地委副书记。11个县领导机构同时组成。7月2日,中共永州地委率领全部人员乘火车离开河南省新郑县。

7月25日经聂口步行去往武汉。

8月3日,地委副书记胡继宗率领宁远、江华、永明、蓝山县干部离开武汉,经咸宁、崇阳、通城到达平江县,留下江华县干部帮助工作,带领其余的8月8日来到浏阳县。

8月5日,副专员贾盛德、公安处长李猛率领道县、新田县、嘉禾县干部,经咸宁县进入平江县帮助工作。

8月13日,编入永州地委、专署以及祁阳县、零陵县、东安县、常宁县的冀东干部500余人,在地委书记刘慎之、副书记李越之、专员于明涛率领下离开武汉,乘船经嘉鱼、岳阳等地,于8月16日抵达长沙,在湖南省立高等工业职业学校待命。

9月初,曾经暂留平江县、浏阳县人员来到长沙,河南省新郑县留守处人员也来到长沙,实现所有人员汇合。

1949年3月,中共邵阳地委在河南省巩县建成。夏如爱任地委书记、赵荫华任地委副书记、任张天和专署副专员;王陵任邵阳县委书记、钟石任县委副书记、赵文光任县长;尹子明任隆回县委书记兼县长;李砚农任地委委员武冈县委书记、白希清任县长;李前义任邵阳市委书记、冯景平任市长。随后,以山东二百四十人、河南一百七十人为基础补充冀东402人、冀南180余人完成邵阳地区建制。

7月3日,中共邵阳地委在郑州召开干部大会,宣布干部归建方案及干部调配名单,同时补充明确尹之席为新化县委书记、赵文光为县长、苗静斋为副县长。7月中旬,邵阳地委带领所有人员离开河南省郑州。

7月21日到达湖北武昌纸坊镇。8月8日邵阳地委到达长沙。8月10日在长沙县、醴陵县组织部分干部征粮,进行社会调查。8月底,全体集中在长沙市学习整训,并接纳华北大学等方面130余人,完成建制。

李楚离与冀东第一大队、第二大队继续留在河南省新郑县等待与河南省段远钟于8月底在巩县组建的河南南下工作队会合。9月初,河南省南下工作队在段远钟率领下在新郑县与李楚离的冀东工作队实现会合。全体广西工作队在新乡休整10余天,9月下旬到达武汉市,总队驻在大智门车站附近的远东饭店,其他队员驻扎在汉口。10月1日,南下工作队在武汉参加了大型国庆游行。11月初,中共广西省委陆续公布南下广西建制和干部去向,原冀东6大队艾国光、马泰等10余名干部被编入江南二支队进入广西,原丰南县200余人进入广西邕宁县、迁西县92人进入广西扶南县,其他建制目前不清,河南省段远钟去往桂林市。10月底,南下广西干部从武汉出发,乘火车经长沙到达衡山县,两周后从衡山县步行经南岳到达衡阳,几天后坐军车前往已经解放的湖南省东安县待命。

三、长沙集体整训,冀东干部扎根湘桂

1949年8月12日,中共湖南省委与地下湖南省工委在湘雅医院举行会合大会,研究党政军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以及接管、建政、支前、剿匪等稳定社会秩序和发展经济问题。8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湖南省人民法院成立。8月2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湖南省委与地下湖南工委正式合并组成新的中共湖南省委,黄克诚为省委书记,王首道、金明、高文华为省委副书记。9月初,湖南省临时人民政府建立,确定秘书处、民政厅建立省委办公室冀东干部19人;省委宣传部冀东干部1人;省政府秘书处冀东干部16人;民政厅冀东干部10人;公安厅冀东干部82人;湖南省人民法院冀东干部3人;财政厅冀东干部18人;粮食局冀东干部13人;卫生处冀东干部4人;银行冀东干部14人;支前司令部冀东干部18人,开始领导全省开展各项工作。9月初,中共湖南省委重新调整各地区建制并调配干部,要求所有干部学习所去地方的情况。

永州地区位于湖南省南部偏西,1949年辖零陵、祁阳、东安、道县、江华、永明、宁远、新田8县,人口270余万。在河南省郑州改编调配干部时是按11个县建制配备的。1949年9月初,中共湖南省委得知详细情况后,决定按永州地区实际情况进行建制,原计划的11个县被改为8个县,减少了3个县的建制。原配嘉禾县的63人去往沅陵地区;原配蓝山县的县委书记陈一心等3人去郴州地委;其余一部分调省直单位和湘西地区;一部分充实零陵县、祁阳县和区机关;大部分合并到东安县、道县建制中;原定去往常宁县大部分人员去往祁阳县、零陵县和地专机关,少部分人员充实其它县。这样,原冀东南下总队干部进入永州地区的共1273人。主要由冀东总队、一大队、二大队、三大队、四大队、五大队、六大队部分成员及建国学院学员混合编成。地委、专署机关调整后,地委书记为刘慎之、地委副书记为胡继宗、副书记兼秘书长为李越之;组织部长为胡云初、宣传部长为言乃昌、社会部长为李猛;专署专员为于明涛、副专员为贾盛德。10月上旬,进入永州地区全体人员由长沙乘船沿江上行,19日到达衡阳市。10月22日到11月21日,随着永州地区各县、市相继解放,原冀东南下干部全部进入永州地委、专署以及各县、区工作岗位,与来自其他方面的干部一起从事接管、建政、支前、剿匪等工作。据统计,在冀东南下干部1273名中进入零陵专区机关的340人,刘慎之为地委书记,胡继宗、李越之为地委副书记;零陵县143人,张克为县委书记、章新为县委副书记;东安县111人,杨国庆为县委书记、高绪洲为县委副书记;祁阳县166人,杨光为县委书记、朱平华为县委副书记;宁远县104人,柳博祯为县委书记、王昆为县委副书记;道县137人,杨金广为县委书记、张学年(李守忠)为县委副书记;江华县109人,许祥为县委书记;永明县70人,宋英林为县委书记;新田县95人,白国华为县委书记。

邵阳地区位于湖南省西南部。1949年辖邵阳、隆回、武冈、新宁、城步、新化6县,人口350余万。进入湖南省以后,对邵阳地区的中共邵阳地委、专署以及有关县市党政机构进行了较大调整,重新组建新宁县、城步县建制并配备了干部;改变了原来邵阳市建制级别并调整了干部任职;部分调整了其他县区干部任职。夏如爱任地委书记、赵荫华任地委副书记、魏国元任专署专员、张天和任专署副专员。10月5日,新化县解放,县委书记尹之席、县长赵文光率领所有人员经湘潭、湘乡、蓝田等地到达新化县城。10月10日,邵阳解放。10月13日,地委书记夏如爱等地、专人员以及所有南下干部全部进入邵阳,相继到达邵阳地区后与地下工委会合,开始从事接管、建政、支前、剿匪等工作,邵阳地区从此进入一个崭新时期。据统计,调整后共有冀东南下干部427人进入邵阳地区,其中进入地委机关13人、专署13人、邵阳地直单位72人,进入邵阳县88人,进入隆回县为66人、进入武冈县为70人、进入新宁县为20人、进入新化县为29人、进入城步县为18人、进入邵阳市为23人。




湘西区是新建立的行政区,辖会同专区、沅陵专区、永顺专区,共22个县,人口400余万。1949年10月,为加强对湘西地区剿匪斗争、接管建政工作的领导与开展,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建立湘西区党委、行署成立,直辖会同专区、沅陵专区、永顺专区以及22个县,总人口4百余万。周亦萍为党委书记。进入湘西区机关的冀东干部只有3人。沅陵专区辖沅陵、淑浦、辰曦、麻阳、凤凰、乾城、永绥、沪溪8县,人口170余万。10月初,进入沅陵专区的冀东南下干部总数为65人,其中地直机关11人,冀东刘应辰担任地区工委组织部长;沅陵县38人,王振宗为县委书记;淑浦县16人,任之为县委书记;辰溪县2人;乾城1人;泸溪县8人。另外,1949年进入长沙市的冀东干部13人,其中市直机关14人,1人来源不清。1949年进入永顺专区的冀东干部11人,其中永顺县5人、大庸县8人,中间有2人为后调入的,另桑植县有1人。进入郴州专区冀东干部17人,其中地直机关7人、桂阳县8人、嘉禾县2人、宜章县1人、汝城县11人、永兴县1人。其余多出来的人员有解放军战士,也有南下干部,但其来源至今尚未搞清。

原冀东南下干部总队第一大队、第二大队约1412余人在新郑县与河南省、山东省、晋中地区部分南下队员在东安县待命。在中共广西省委以及李楚离等人的领导下,分别组成2个地区级机关大队、11个县级机关中队,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零五部队江南二支队。在湖南东安待命期间,与广西省桂北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后,相继经全州、庙头、兴安县、大溶江进入广西所在地区,开始按规定从事接管、建政、支前、剿匪等斗争。桂林原是广西省省会,中共广西省委进入桂林后立即接管了广西省旧政权,12月下旬接到毛泽东电要求将省会迁往南宁,另组织桂北区委领导工作,省委向桂北地区移交了所有涉及原桂林的工作后即迁往南宁。1950年,李楚离任中共广西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广西自治区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主任。1951年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副部长兼干部处处长、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副部长。

四、献身湘桂终身革命精神与日同辉

在解放初期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冀东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支援着湖南、广西人民,帮助湖南、广西人民恢复生产、建设家园,发展各项事业,留下来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冀东人民同湖南、广西建立的非常深厚的友谊和感情,至今还被人民传颂。“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南下精神既是新中国的宝贵财富,也是新中国的优良传统,我们应该世代弘扬,永远铭记。

丰润县冀东南下干部崔保城被分配到湖南邵阳地区隆回县第一区任支前干事,1949年11月中旬,与区武装部长王克玉开完滩头镇乡保长会议后,带领果胜乡公所干事黄代昌等二人前往排上贺家、塘冲等地催征粮草,途径新屋院子时被胡杨匪部发现,土匪大队长尾随将崔保城用枪击倒身亡;

遵化县冀东南下干部张禄先被分配到邵阳地区武冈县任五区武装部长,1950年3月调永顺县公安局任侦察股长,4月9日主动请缨率九名侦察员到第七区去平叛,4月13日匪首胡世泽率所谓神兵大刀队在蔡家坡一带活动,张禄与解放军独立二十团联络共同出击,在追击中九名侦察员遭伏,张禄掩护战友突围时被土匪砍倒达三十多刀,双手被砍断当场牺牲。

遵化县冀东南下干部王昆被分配到宁远县,任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50年3月29日到和平圩清查账目,所谓中国国民党华南铲共总司令部第二纵队司令李涤泉调动小头目乐天峰等十三名匪徒,冲入清查账目房间将王昆的警卫员崔保安砍死,王昆与敌搏斗试图跳窗逃走,被潜伏在外的匪徒砍倒,支前科长张志新闻讯赶来派人抬着向下灌撤退,奄奄一息的王昆死在血泊中。

香河县冀东南下干部郭金生被分配到宁远县任第二区委书记。1950年3月29日,土匪刘显忠率众制造事端冲击区公所,当时区公所内只有5名同志,郭金生被匪徒用刀砍伤当场死亡。昌黎县冀东南下干部赵岐山时为宁远县二区任财粮干事,见状忙去楼上取枪,被楼梯口埋伏的土匪截住,举刀朝他砍来,他赤手空拳与四、五个土匪搏斗,寡不敌众遇刺身亡。

蓟县冀东南下干部周忠(原名张贵雍)被分配到永州地区零陵县三区任粮库主任,1950年7月17日凌晨正在酣睡,几名匪徒翻墙而入,在搏斗中将其残忍杀害。

滦县冀东南下干部阎振远被分配到邵阳地区武冈县二区,建政征粮支前工作要穿山越岭,与国民党残余势力周旋,一夜要换几个地方睡觉,由于夜以继日肯于吃苦,多次完成任务,所以经常受到县区表彰。1950年3月,廖清乡反动保甲长合资四百元密谋买通土匪,头目邓兆瑞纠集百余名土匪,包围了群众大会会场。周忠掩护群众撤离,在打死五个匪徒群众已经撤离后突围时被杀害。死后还被土匪对准尸体连刺数十刀。

丰南县冀东南下干部刘允生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12兵团后勤部转业到会同地区晃县任二区区长的。1950年春,他率领征粮工作队活跃在全区各个村庄中。2月27日,当地保长勾结土匪阻挠群众参加会议,征粮工作队针锋相对揭露土匪阴谋。28日正在木铎系一带工作时,保长引来贵州黄道司土匪头目将其包围。他指挥群众隐蔽后才撤离到村外,在接应其他同志时再次与土匪遭遇,战斗中壮烈牺牲。

乐亭县冀东南下干部贾绍增被分配到邵阳区资江公学,任培训地方干部的中队长。1951年因工作显著被调往共青团邵阳地委工作。1956年任团地委副书记。1959年5月,娄邵铁路开工后调指挥部工作,负责双峰县段工作,经常来往于工地现场。7月26日,在处理牛皮岭水库9号施工现场哑炮时被突然爆炸的哑炮炸死遇难,被追认为烈士。

滦县冀东南下干部荣德海被分配到邵阳地区武冈县三区工作。1950年3月初,他和四位战友去武冈县三区紫阳乡龙宫村征粮,与股匪相遇,在顽强战斗中与四位战友壮烈牺牲。

滦县冀东南下干部张树茂被分配到永州地区祁阳县二区教育助理。1950年5月,在参加县大队清剿费振欧股匪战斗作战勇敢,取得胜利返回途中,一名县大队战士的步枪不慎走火,正好击中张树茂胸部,张树茂因公殉职。

这些英雄事迹只是所有南下干部南下事迹中的冰山一角。在南下这次史无前例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全国大进军、大建设、大支援中,南下干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下了丰功伟绩。冀东南下干部没有辜负国家、人民的重托,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特别能战斗精神,谱写了与日月同辉的篇章。他们的精神、智慧、才能、干劲已经在湖南、广西开花结果,其影响永远都是令人难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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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6楼 发表于: 2011-12-02
一位山东老兵给《南下》剧组的信

日前,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看完鲁剧《南下》后,写给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李群一封感怀书信。作为当年南下的一员,山东老兵迟浩田对南下那段历史非常熟悉,感触颇深。他在信中表示,《南下》是一部极佳的电视剧,仿佛又让他置身大军南下激情燃烧的岁月。

由山东影视集团打造的电视剧《南下》是反映南下干部这一特殊英雄群体的电视剧,主要讲述了解放战争胜利前后,一万五千名山东地方干部南下接管上海的艰难成长历程。山东省委宣传部对这部首度全景式展现"南下干部"事业和情感生活的电视剧作尤为看重,将此视为推动建设山东经济文化强省的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并将该剧交给齐鲁电视台全国首播。作为该台的开年大戏,2010年1月1日晚,《南下》率先与山东观众见面。剧中开头有逼真的战争场面,彰显出恢宏的历史气势,还有南下干部在上海接管政权、建设城市过程中生动而耐人寻味的情节。

迟浩田上将是山东烟台招远人,1945年7月入伍,先后任中央军委委员、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八十岁高龄的他,始终对山东有一股浓浓的乡情。在孟良崮战役中,迟浩田上将光荣受伤,曾经得到沂蒙老区红嫂的悉心照顾,与沂蒙老区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解放战争期间,他作为"济南第一团"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73团的一员,亲历淮海战役,并随军打过长江去,是南下大军的一员。

迟浩田表示,看完《南下》后,他最深刻的印象是:一、场面宏大,气势磅礴,把淮海战役的车轮滚滚、人民战争壮观的声势活生生地显露出来;二、思想性、艺术性、故事的生动性都比较好,体现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信念和初进上海的复杂情景;三、演员阵容强大,群星灿烂、光彩夺目,给人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发人深思、催人奋进、感人下泪。对于一个亲自投身淮海战役、随军解放南方的山东老兵来说,《南下》中振奋人心的场景和情节让迟浩田至今仍怀有强烈共鸣。

"这是一部非常非常好的连续剧,公演后定会引起广大观众的共鸣和好评,其深远影响不会亚于'闯关东'!我作为一个山东老兵,真为故乡自豪。"迟浩田在高度评价电视剧《南下》的同时,还表示,希望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李群在新的一年继续弘扬光荣传统,坚持与时俱进,贯彻科学发展观,再创辉煌。迟浩田上将还为《南下》专门题写了"南下"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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